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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为代表的新引擎正快速成长

  中国经济质量效益如何?转型升级效果怎样?刚刚公布的一系列数据显示,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提升,实体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沉稳坚定。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收入逐月上升(1-2月90.2元,1-3月94.7元,1-4月95.7元,1-5月96元)。到五月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收入为96元,同比增加2.4元。
  根据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著作编成的《中国史通论》,最近由九州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日本中国学研究专家钱婉约女士,是史学大家钱穆的后人,国内最早研究内藤湖南、最早做内藤湖南博士论文的学者,也是新版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后两章的译者。主办方特地延请钱婉约女士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后、国家图书馆馆员王广生一起为大家解读内藤湖南其人其著。
  他是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中国学家,而且曾是中日关系上有发言权的人
  内藤湖南是日本东洋学史界对中国研究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人物。
  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他是日本东北秋田地方的人,他的家乡有一个湖,他后来就把自己的号叫做湖南,为了纪念家乡的十和田湖。他本名叫内藤虎次郎。
  刚才主持人说我是国内第一个做内藤湖南博士论文的。在我之前,有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搞东洋史的学者,1968年在京都大学做内藤湖南的博士论文,这个人现在在加拿大任教,是西方有名的东亚史研究家。所以,内藤湖南是一个引起世界性关注的中国历史的研究家。
  100年前日本研究中国的人,现在我们一般通常称之为“汉学家”,专业一点,可以叫做“中国学家”。这样的人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我们还在讲内藤湖南?而且这本《中国史通论》,十多年前出版了,为什么有人还会愿意再版,而且做了这么漂亮的一个“珍藏版”?不得不说,他的学问到现在仍然还有时代意义。也就是说,他当年评论中国的一些说法,对我们现在东方国家来思考东方文化的出路、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都还有借鉴意义。所以,从比较广大的社会层面,不仅在日本而且在中国,他的著作还继续被阅读、被论述。内藤湖南在他那一辈中国学家中,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用现在的话说,是另类。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他葬礼的场面,上面有“极乐”二字,下边“博学多识”四字,是当年伪满皇帝溥仪给他题的。还有这个,是郑孝胥给他写的一个诔辞,这是伪满洲国一个地方长官给他写的挽联。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作为中日之间,特别是日本和伪满洲国之间一个文化学术的权威,在日本和伪满洲国的一些高层影响都非常大。他不仅仅是一个学者,而且是在中日关系上有发言权的一个人。
  前半生做记者,使得他有非常敏锐的世事洞察的自觉和能力
  正如我们讲座题目所示,“从‘中国通记者’到东洋学巨擘”,他前半生是做记者,记者这个职业使得他有非常敏锐的世事洞察的自觉和这方面的能力。
  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我们说他是个另类,因为他没有什么博士学位的头衔,既不是东京大学本国的博士,更不是留洋的博士。他就是19世纪下半叶在家乡秋田受了一个师范教育,本来应该在地方上做小学老师的。后来他离开家乡到了东京,在一些有影响的报纸上做评论员,写文章,是报刊的主笔。
  比如《日本人》杂志,实际上是西方文化进来以后,日本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人编的一个杂志。我们知道日本有“和魂洋才”之说,就是主张“和魂”的一派知识分子做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内藤思想的出发点,他是一个立足于东方文化的人。后来,他做到大阪《朝日新闻》——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是日本最重要的两家新闻报纸。在《朝日新闻》的时候,他显现出对于中日文化、对于中国时事犀利的分析眼光,比如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他都发表了和当时日本国内舆论并不太一样的观点,因为他了解中国文化。
  甲午战争以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内藤主动请缨到台北的《台湾日报》去做记者。他也是想了解一下,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民风人情,以及日本对于殖民地的近代化改造,应该怎么样来进行。当时台湾的工作生活还是比较辛苦,他做了两年。1900年,就又回到《朝日新闻》,一直做到1907年,开始进入京都大学。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牛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使得我们这些制造领域的市场供需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所以今年以来,主营收入水平不断地增加。
  这一变化背后,一方面是新产业、新产品为代表的新引擎正快速成长。1-5月份,智能电视产量增长23%,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34%,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86%。更多的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继续显现带来的产业升级所释放出的经济新动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牛犁:现代服务业、信息传输,新兴的这些领域,动能不断地增强。最突出的,像制造业领域技改投资的增速是两位数以上,这些领域转型升级,向中高端走,也是一个良好的态势。
  中国经济在转换新引擎,而国家的财税金融政策也适时地往这台发动机里注入了润滑油、助燃剂。从今年5月1日起,我国17%和11%增值税税率分别降到16%和10%。税率调整后,制造业年减税规模超过所有行业总减税规模的三分之一。
  天津市精美特表面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郑勇:虽然看似仅仅是降低了1个百分点,但对于我们这样一家产值近4亿元的企业来说,到年底我们估计就可以降低200万的税额。
  金融政策则发力整顿规范影子银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 肖远企:盘活存量,增加增量,支持实体经济。今年我们贷款前五个月的增速平均是12%。
  从需求端看未来趋势,5月份,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4.1%,连续两个月涨幅加快;环比上涨0.4%,4个月来首次由降转升,表明工业品需求趋于增强。我国经济运行的内在稳定性和协调性都在增强,中国经济运行仍将保持稳中向好态势,迈向高质量发展。2018年7月1日,驻以色列使馆政治参赞、新闻发言人王拥军在以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发表署名文章,向以公众介绍西藏发展基本情况和中国西藏政策。耶邮网站同时刊登该文。全文如下:
  西藏是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13世纪起,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对西藏地方行使着主权,藏族与各族人民关系密切,共同组成了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不少人对西藏的印象仍停留在小说中虚构的“香格里拉”。但事实上,1959年之前的西藏根本不是“香格里拉”,那里实行神权统治和封建农奴制度,比中世纪的欧洲还要黑暗。占总人口不足百分之五的农奴主曾拥有几乎全部财富,而大量农奴甚至没有基本权利。
  1959年民主改革后,百万农奴成为西藏的真正主人。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藏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一道打破孤立、落后的枷锁,不断走向开放、繁荣和文化进步。
  自1959年起,西藏人民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藏自治区公务员队伍中有78%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西藏自治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连续24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是中国增速最快的省份之一。2017年西藏GDP达200亿美元,而1959年只有5800万美元。2017年,西藏人口达337万,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倍,西藏人均预期寿命达68.2岁,是五十年代初的两倍。1959年之前,西藏文盲率高达95%,而现在西藏已经形成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此外,西藏自治区共有1787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平均1790人就有一处,西藏人民的信仰自由得到了充分尊重和法律保障。
  西藏以其壮丽的自然环境闻名于世,中国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致力于促进生态发展,建设美丽西藏。目前,西藏已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7处,总面积41.22万平方公里。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国家统一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洛桑孙根和达赖集团头目等一小撮人一直图谋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由少数分裂分子于1959年在武装叛乱失败后在中国境外建立,是完全非法的,不能代表西藏人民的意愿,也没有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承认。
  我们希望以色列朋友不要被某些不实和偏见性报道所误导,对少数分裂分子破坏中以关系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险恶用心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