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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发挥巨大作用

  “生产‘品质革命’是对生命的敬畏和创新的敬重、消费‘品质革命’是对自我的尊重和他人价值的认可、政府‘品质革命’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当前中国面临的‘品质革命’,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制造业的‘质量变革’,是塑造中国质量文化自信力和中国品牌信誉度的重要革命。”刘伟丽也认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应当是生产“品质革命”、消费“品质革命”和政府“品质革命”的综合作用。
  “中国制造要实现这样一场品质革命,首先需要在产品创新上下功夫,为万众创新提供土壤和氛围,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国制造的质量数据优势,当前,中国许多企业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线,这些先进的生产设施产生和自动收集了海量质量数据,这为未来新的质量规律的发现和质量方法工具在中国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备的质量创新的潜在优势。如果说以前我们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人才来通过分析处理数据发现新的质量规律、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工具,那么今天我国完全有能力来进行这样的创新!质量理论与方法的革命必将引爆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温德成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也非一日之功。正如赵建波所言,中国制造的品质提升还需多点耐心,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切忌急功近利,惟有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中国制造”才能从低端迈向中高端。通过以先进标准引领消费品质量提升,以消费品质量提升倒逼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制造强国。江苏连云港市一家机械设备制造公司,技术人员正在检验一台即将出厂的大型采煤机械设备。耿玉和 摄
  这是一组经常被提及的“中国制造”的数据对比:目前,在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在全球知名的100个品牌中,中国只有华为、联想两大品牌上榜。
  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体现了“中国制造”的数量优势;“100强”入围品牌数量不多,不仅与这种数量优势不对等,也凸显中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远非制造强国,品种结构、产品品质、品牌培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容回避。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40周年之际,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呼声和使命也变得愈发强烈。“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如此说道。
  “‘品质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制造业质量升级的革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的品质革命,这是中国迈进质量时代,建设质量强国的重要革命,也是赢得国际竞争力,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的长期战略。”深圳大学中国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刘伟丽说,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由“量变”转向“质变”的过程,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以来,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凸显,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需要一场解决矛盾、回归平衡的变革,而第一个变革的突破口就是制造业领域的“品质革命”。
  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总理第一次提到“品质革命”是在两年前,即2016年5月1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立足大众消费品生产推进“品质革命”,推动“中国制造”加快走向“精品制造”。当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视察东风商用车重卡新工厂时说,“我们需要一场‘品质革命’,促进‘中国制造’整体升级。”李克强表示,“品质革命”就要以客户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倒逼中国制造全面升级。
  时隔两年之后,总理再次提及“品质革命”,而且是在全国两会这样的一个重要场合,“革命”的范围也从两年前的“消费品”变成了整个“中国制造”。
  “当前,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追求的方向,也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中国制造是中国经济中最有竞争力的部分,代表着中国的崛起、形象和成就。然而,中国制造的产品除了少数高精尖产品以外,多数产品质量水平依然不高、还普遍依赖低廉价格来赢得市场。可以说,目前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和市场形象还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说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提议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恰逢其时、切中要害!”山东大学质量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德成教授说。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因而,在这次全国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就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贯彻和执行。”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程虹认为,同时,我国经济要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就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来体现质量这一新动力。质量较之于传统的投资和要素驱动,更能够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是一个根据创新性的新动力。因而,总理提出来一场“品质革命”,从实质上也是要让质量在我国的经济转型中起到更加突出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剑波博士分析指出,在新时代提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源于3个方面的要求:一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随着质量时代到来,不但是经济发展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还是产品和服务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那些已经升级、但未被满足的消费需求。只有通过“品质革命”,才能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才能创造出美好生活;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高质量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而制约中国制造品质提升的“短板”在于质量,长期以来,品牌知名度不高、品质不佳一直是“中国制造”的软肋,部分领域的产品质量可靠性有待提升、供给结构不合理、品牌市场竞争力不强、消费环境有待改善,成为制约我国工业发展和质量提升的3大掣肘;三是“美好生活”的要求。“消费者投票权”将决定生产供给,广大消费者不再满足于产品“能用”,还希望产品“好用”、“耐用”甚至能带来消费“体验”,但是这些消费需求还难以在国内得到满足,供需结构失衡造成了我国工业产品生产的相对“过剩”,而根源就在于质量问题,制造业企业要想发展,只有顺应居民消费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的大趋势,努力增加高品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在产品细节、做工、创新、性能上多下功夫。
  中国制造的“质量变革”
  从智能马桶盖、电饭锅,到圆珠笔芯、俄罗斯犁铧,再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热议的“加拿大鹅(CanadaGoose)”……每一年,似乎都有一款或者几款产品成为全民热议的对象,也击中了“中国制造”品质上的软肋。
  “这些产品没有一个是高精尖,取胜的秘诀无非就是品质二字。这些案例已经足以让中国制造企业觉醒,是时候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了。尤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制造需要在各个领域涌现出更多类似‘传音’智能手机那样的产品,依赖于独特的品质,同时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赵建波指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我国仍旧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只有经过长期工业发展的积累和提升,才能够涌现出一批自主品牌,彻底改变中国制造“低质低价”的形象。质量提升将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加速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乃至中国经济的行稳致远发挥巨大作用。
  程虹认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包括3个方面的含义,即“品质革命”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产品领域来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对更高产品质量的需要,而矛盾就在于我国现代产品质量发展的水平总体来说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因而,“品质革命”就是要通过质量提升,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品质革命”就是要推动企业实现发展的转型。数据表明,我国企业现在的分化现象愈加明显,那些效益好的企业普遍都具有比较高的质量水平,而那些效益差的企业则一般质量水平都比较低而且同质化,实现“品质革命”,对企业来说就是对发展方式的再造,以更高的品质实现企业更高效益的发展;“品质革命”意味着要改革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质量行为的追求来自于具有激励性的制度的供给,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能够让企业优胜劣汰。“品质革命”同样也需要品质发展的环境。
  “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一方面需要我国优势企业瞄准国际市场高端需求,通过卓越的技术创新、严格的质量管控,实现提升中国制造品质形象的革命性变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广大的国内消费者逐步转变质量观念和消费观念,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产品付出更多代价,为高质量产品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通过消费升级拉动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温德成说。
  推进“品质革命”的路径
  什么是“品质革命”?目前并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是专家们普遍认为,“品质革命”应当包含品质文化的革命、品质创新的革命、品质研究的革命、品质制度的革命等多个方面。从世界制造强国的发展历史来看,他们都曾通过“品质革命”实现质的飞跃,比如50年前,日本通过“品质革命”,彻底改变了东洋货的劣质品形象,确立了日本制造的优质形象,极大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强劲发展。
  程虹指出,有3个路径是中国制造推进“品质革命”的重要选择。第一是要以企业家能力提升为重点。无数企业发展的实践证明,高质量企业取决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对卓越的创新精神、对将产品做到极致的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才是“品质革命”的关键。企业家要抛弃以往那种模仿型的依靠要素投资驱动发展的模式,转而应该学习通过创新性的质量提升来驱动发展的模式。第二是要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关键。中国的“品质革命”,绝对不能建立在低素质的劳动力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高技能的人力资本质量的基础上。从长远来说,还是要加强教育的投入,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提高教育质量;从近期来说,要加大对现有劳动力的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第三是要以加强和改革质量发展环境为基础。大力加强政府对质量的领导和加大投入力度,通过以质量指标为核心的考核,激励各级政府将发展的着力点真正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同时,加强政府在质量管制上的各项改革,真正发挥企业质量主体、市场在质量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以竞争政策为核心的质量规制体系的建设。